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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年景的变迁 - 葛剑雄原著
尽管自1843年开埠以降，上海迅速发展成为中国以至远东最大的开放城市，深染西风，但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——过年，却并未因外来文化或外来移民而受影响。即使是在英租界（后来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）和法租界中，即使是直接依附于洋人的买办、巨商、高级职员家庭，过年还是中国人最重大的节日。变化大多发生在物质方面：花园洋房、西式公寓、新式弄堂、石库门取代了老式住宅，煤气灯、洋油灯（煤油灯）、气灯、电灯取代了蜡烛和油灯，煤气灶、电气灶、煤球炉取代了柴灶，留声机、无线电（收音机）、电影、马戏、舞厅、跑马厅、大世界（综合游乐场）、新式戏院、音乐厅、溜冰场、弹子房等充实了节日娱乐。所以除了少数已经皈依天主教、基督教的中国人和迁入上海不久的外国人外，绝大多数上海家庭都将过年当成头等大事。
一般人家过年的习俗与江南及本地土著并无二致，一般都是以腊月初八吃腊八粥揭开序幕，陆续置办年货，到送灶神后就要安排“掸烟尘”（大扫除）、祭祖（年祭、祭年香），除夕晚上合家团聚吃年夜饭，守岁，年初一拜年，初二开始走亲访友，请客吃饭，初五早上接财神，余波是正月十五的闹元宵。善男信女和祈求菩萨赐福的人还会在初一去寺庙等开门烧头香，上海市区寺庙不多，红庙、城隍庙、静安寺、玉佛寺等都是香火兴旺。
不过由于多数人经济上并不宽裕，一般都得靠平时省吃俭用，才能风光过年。主妇要使全家焕然一新，备全祭祖、年夜饭和请客的祭品和食品，各种场合馈赠的礼品和派发的压岁钱、利市钱、赏钱，要做到又省钱又不失体面实非易事，有些衣帽饰物往往只是以旧翻新。由于习惯上年前要结清旧账、欠债，主人得事先筹措，有时不得不通过典当、借高利贷、“合会”（一种民间集资办法，一般愿出高息者使用首次集资），才能渡过“年关”，甚至只能离家躲避债主。为了图吉利，祈好运，辟邪气，凡为过年准备的食品菜肴都有特别的名称和含义，黄豆芽以其形似而称为如意菜，花生称为长生果，整个酱蛋叫做元宝蛋，本地的塔棵菜取其谐音“脱苦”，而主妇必备烤夫（一种豆制品）则寓意“靠夫”。年糕自然表示年年高，甘蔗象征节节高，汤团、圆子意味着团团圆圆。米粉中渗入老南瓜而呈金黄色，再捏成元宝状，使人产生黄金万两的梦想。
民国初年推行公历，废除农历新年，对上海的过年习俗几乎没有什么影响。但上海毕竟已是大都会，有些习俗已逐渐改变。例如，水电、公交、邮电、铁路、运输、医院、警察、娱乐、服务等行业，必须连续生产的部门，涉外机构或国际性企业等部分员工无法按传统休假，这些家庭的过年习惯不得不有所变通。一些家庭使用了配备煤气灶的新式厨房，还有很多人家住房狭窄，连放煤球炉的地方都困难，不再供奉灶神，也不再举行送灶神的仪式。由于住房实在太小，祭祖只能从简或取消。另一方面，丰富的娱乐设施使过年增加了大量娱乐活动，而且突破了原来的规矩。总而言之，过年的传统习俗在逐渐淡化和变异，一些长期沿用的禁忌也变得不太严格。
作为一座移民城市，上海有大量尚未完全定居的新移民、单身移民、候鸟型移民，或者是包括外来人口的小家庭，加上宗族观念依然很强，这些人一般都要返回故乡过年。也有一些已经失业、年终被解雇或者无法继续生存的人趁岁末离开上海，返回故乡或另谋出路。上海的外来移民以江浙两省最为集中，沪杭、沪宁两条铁路线，往返于宁波、苏北的轮船，杭嘉湖的内河小轮，通往苏南、浙西的长途汽车，都络绎不绝，人满为患，一般都要忙到大年三十晚上才能停歇。到1927年后，首都南京的达官贵人大多会搭乘“京沪特快”到上海过年。
解放初，过年的变化不大，但党政部门、国营机构、公立学校引入老解放区革命风尚，并逐渐影响社会。抗美援朝、三反五反、镇反肃反、思想改造等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，也使资本家、富人和原来的上层人物的侈靡生活方式随之收敛。送灶、祭祖、烧头香、接财神等属“封建迷信”而受抵制，春节期间的文娱活动却因配合政治运动和革命宣传而兴旺。
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不仅使在职员工因“一天等于20年”、“赶英超美”、“大炼钢铁”、“大办农业”而少有休息，也将大批家庭主妇与“闲散人员”投入新办的街道工厂和生产组，连中小学生也忙于收集“废铜烂铁”，灭“四害”，放各种“卫星”，加上一度办“城市人民公社”，“大办食堂”，强调“共产主义”生活，有些地方连年夜饭都改为在食堂集体聚餐。由于提倡“过革命化春节”，传统活动不复存在，除夕起不准倒垃圾，年初一不能动刀剪之类的禁忌一扫而光，只有一些老人还在家中悄悄遵守。
1960年起的“三年自然灾害”造成物质生活极度艰难，多数人平时食不裹腹，春节期间的供应多少有所增加，因此“过年”成为长久的期待。但通过各种票证供应每家每户的品种和份额都极其有限，往往一顿年夜饭就差不多吃光，所以除了至亲好友，一般不再相互请客吃饭。由于添置衣服鞋帽都需要用布票、棉花票或工业券（购货券），过年穿新衣成了奢望。此后，“阶级斗争”越来越突出，“破旧立新”“移风易俗”成为过春节的主题，“封建迷信”早已绝迹，传统戏曲和民间娱乐也为革命化所扫荡，代之以现代题材和政治宣传。在郊区农村，有的“树新风”措施让农民叫苦不迭，如规定请客时不能用盘子，只能用碗，使主人不得不多放菜肴食品。要求社员在春节时下田生产，积肥挑河泥，往往不讲实效，不顾农时。
1967年，国务院通知停止春节放假。没有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任务的党政机关和学校大多在年初一召开批斗大会，或抓紧“夺权”，或者组织“小分队”上街宣传。除了还能增加些供应外，节庆活动荡然无存。遵照毛主席“人民大众开心之日，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”的教导，一些“黑五类”（地富反坏右）和审查对象被监禁隔离，一部分被勒令不许外出，节后还要交出“认罪书”或作详细汇报。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，节后还要动员甚至强制回来过年的知青返回农村。
改革开放以来，传统的过年方式陆续恢复，除了送灶神、祭祖鲜有所见外，其他都空前热闹。如除夕夜的爆竹鞭炮越放越多，越响，越长，接财神时更有过之无不及。“恭喜发财”的祝福随处可见，随时可闻。去寺庙撞钟，烧头香人数增加，代价也节节攀升。压岁钱、红包、礼品水涨船高，范围扩大。随着家庭电话、手机和网络的普及，电话、短讯、电子邮件拜年成为时尚。彩电的普及使观赏央视春晚成为大多数家庭除夕夜的主要活动。大批农民工和新移民返乡仿佛当年上海的回乡过年高潮，黄金周的设立使外出旅游和外来游客成为春节新景。在餐馆吃年夜饭已需要提前预定，稍有档次的餐馆都要几次“翻台面”（同一餐桌先后接待几批顾客）。独生子女组成的小家庭如何过年，与哪一方父母团聚成了新的难题。但传统的“年味”并没有因为富足热闹而加深，相反，相当一部分人，包括以往最盼过年的孩子，对过年已经毫无企盼，甚至躲避在城市过年。
任何一个节日或节庆活动，都需要有精神和物质的基础，也离不开这两方面的祈求，那么今天的上海人对春节还有什么期待？未来的春节又会给上海人带来什么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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